家的感觉！巴基斯坦驻广州代总领事点赞广东，中巴医疗合作全面提速！A homely feeling! Acting Consul General of Pakistan in Guangzhou praises Guangdong, as China-Pakistan medical cooperation accelerates! #民俗百千万#
給小島買了個裝備五毒護體老虎肚兜五毒：五毒亦五蠹，是指蜈蚣、毒蛇、蠍子、壁虎和蟾蜍，這五種有毒動物合稱五毒。由於中國地域廣大，民族眾多，加上許多故事傳說影響，各地習俗也不盡相同，南方一些地方民俗認為每年夏曆五月端午日午時、五毒開始孽生，於是便有了避五毒的習俗。傳統上五毒圖案常作為兒童服裝圖案及端午節相關圖案，因為人們五毒圖案能以毒攻毒，防止身體受五毒侵害。蜘蛛不是“五毒”之一，說蜘蛛是五毒之一是因為金庸武俠小說中關於“五毒教”的設定用有毒的蜘蛛代替了壁虎。但以嚴謹的態度來說，蜘蛛不能替代壁虎成為五毒。因為五毒有個基本標準，就是為中國民間所用的可入藥的劇毒生物。蜘蛛在中醫範疇不可入藥。
向松祚讲硅谷科技巨头的企业文化：去中心化的企业环境，缺少官僚主义，没有森严的等级制度，实行弹性工作时间，甚至都不打卡上班。David Tyfield曾经分析中国科技创新体制跟美国区别，最大不同就是中国科学体制也是高度中央集权体制。中国企业也形成了这种文化，普通人也想当然以为企业就该独裁。Tyfield指出，科学创新实际上有赖于民主化的科学体制（即使没有民主政治环境，民主化的科学体制理论上也仍然可能），而中国这种举国体制反而是不利于科学创新的。现在中国主动投入了跟美国的科学竞赛，而且是中国不可能取得胜利的竞赛。这让人想起以前苏联跟美国的太空竞赛：美国从太空竞赛中获得了经济效益，苏联付出巨大代价却没有获得效益。中国现在也一样：对科技投资巨大，完全不计代价，也不在乎实际经济效益。苏联不一定是太空竞赛拖垮的，但中国一定会被科技竞赛拖垮。
吴邦国的官方讣告中有一句：“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坚持党性原则，实事求是，以实际行动进行抵制。这条官方评价很古怪。吴邦国父亲吴忠性是国民党军事机关学校一名科室主任兼主任教官，因为这个背景，在文革期间被暴打三个月。吴邦国自己都是被迫害对象，在当时有什么能力抵制文革？2010年，吴邦国在人大报告罕见表态说要汲取文革教训，显然他汲取的教训是強化社会控制。中国在2004-2005年间推动了一系列法制改革，其中最大改革就是強化了党对司法系统绝对控制权。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司法倒退最惨重的一步，但是绝大多数平民毫无知觉，甚至学术界也没有意识到这2004-2005年司法倒退正在对中国政治产生决定性影响。改革开放以来至2000年代初期，由于制度混乱和不成熟，党对政府机关和司法系统的控制程度还不够，即使是中央机关也无法有效地协调和调动各个部门协作。这种情况间接形成了类似权力制衡的效果，其实只是权力无效、失序和混乱。2004年以来，胡锦涛政府开始大力推动所谓的法制建设，许多人（包括公共知识分子、学者和国际媒体）以为中共所谓法制建设是向着法治道路前进。我在近期文章《习近平的继承人难题：确定和不确定的中国》指出了这个问题：胡锦涛以来中共推行的“依法治国”和“依法执政”並不能依照语境的“法治”来理解，而是要理解成绝对強化党对政府机关和社会各个环节的绝对控制权。也就是说，所谓“依法治国”和“依法执政”指的的是党用法律来強化对政府和社会的控制权。吴邦国讲反思文革教训就是在胡锦涛政府推行“依法治国”和“依法执政”这个背景下提出来的，其目的是加強党对政府机关的绝对控制和加強对躁动不安的社会的绝对控制。鉴于从胡锦涛时代起就不断攀升的“群体性事件”，強化社会控制的最重要手段就是用法律来治理社会——这并不是西方语境中讲究司法独立的法治，而是用法律来创立制度和机构，用这些制度和机构来控制和约束社会。胡温体制比江泽民体制最大的不同点，就是強化政治体制改革。许多人想象的政治体制改革是民主化、自由化和法治化。大错特错。在中国的语境中同样存在巨量政治体制改革，胡温体制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改革都是反自由化和反民主的。你永远不能轻视中共使用的一些政治术语：你既不能单从字面意义理解他们的政治术语，也不能从西方语境来理解这些行话，而是要从中共自身的政治生态来理解，这样你就会发现，中共並不是简单重复大话、空话、套话。在你掉以轻心的时候，紧箍咒就缩紧了。
#知乎精彩言论# 中国偏好集体主义？在相关提问下，中国网友酸爆中国的集体主义我在《中国人到底是不是信奉集体主义？》一文说中国的集体主义是由政府组织的有序的无政府主义混乱。如果你觉得这不好理解，就想一想文化大革命由毛泽东发动、受政府支持，对政府开战、也对所有人开战的内战。这种无政府主义比西方民主国家严重得多：由于社会纽带被粉碎，中国社会几乎无法组织起来。在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国家，即使移除政府，社会组织依然存在，社会结构依然完整。但是在中国政府压制之下的无政府混乱要比这些情况严重得多，因为中国社会过度原子化，几乎不存在完整的社会组织和社会结构。中国的社会原子化是由政府组织的无政府主义混乱。这种情况并反而不存在于高度民主化和流行个人主义的发达资本主义社会，虽然后者才是最早被认为出现社会原子化的地方。这些西方国家并不存在由政府组织的无政府主义混乱。基本上被极权主义祸害的地方都会出现由政府组织的无政府主义混乱。这种原子化与西方社会的原子化根本不同。
经济学家胡祖六：国民消费是最重要经济指标，也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唯一可行驱动力。很多经济学家都意识到这个问题：国民必须拥有足够强大的消费能力才能给社会创造复原力，这是经历经济危机浴火重生的基本前提。中国经济结构性问题是国富民穷，投再多钱到创新科技上也没办法解决这个最大的现实问题。中国政府寻求的所谓“新质生产力”发展战略就是缘木求鱼：它总幻想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有了科技突围，中国经济就能起死回生。这是马克思主义教条和拜科学教信仰产生的新型经济迷信。中国不解决国富民穷的结构性缺陷，就算民主化也不能恢复经济活力，跟许多失败的民主国家一样：国富不富不是有没有能力顺利渡过经济危机的前提，关键的是不能“民穷”（虽然穷国很少富民，但富国并不等于富民），“民穷”才是最大的发展缺陷，一旦跌倒就爬不起来。真正的强国是国富而且民富，一偏科，两个都会失去。
美国前国务卿彭培奥在回忆录中讲他跟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面细节：彭培奥告诉金正恩，中共一直向美国表示，只要美军撤出韩国，金正恩会很高兴。听到这里，金正恩笑着敲桌子说中国人都是骗子。金正恩说朝鲜需要驻韩美军来保护朝鲜安全。中共要求美军离开，是为了像对西藏和新疆那样对朝鲜半岛。彭培奥在这里补了一句自己的意见，他认为，扩大美国在朝鲜半岛军事存在对朝鲜来说根本无所谓。这段讲述看起来很轻松，但有不少地方让人深思：1. 朝鲜在半岛上经常升级挑衅行为，表面上是做给韩国和驻韩美军看的，但从金正恩的立场来看，保持半岛均势才更有利于牵制中国威胁朝鲜安全。这些军事挑衅看起来是朝鲜撬动美韩施压中国，而朝鲜就用这种方式重塑与中国对话的主动权。2. 专制国家对民主国家的信任度要大于对其他专制国家的信任度。这看起来不难理解，因为专制国家通常充满黑箱政治和幕后交易，而且缺乏透明度也很容易引起有关阴谋和不正当目的的猜忌。另一方面就是权力的任意性也可能使得其他专制国家没有安全感。这些情况是专制国家宁愿相信敌人也不相信朋友的重要原因。假如民主国家结成民主国家联盟，专制国家就算也跟着结盟，也很容易因为内部矛盾分裂，甚至倒戈相向。3. 根据朝鲜近期的反应（说中国是千年宿敌）来看，朝鲜宁愿用武器跟俄罗斯换粮食，也不肯过度依赖中国。高调加強与俄国亲密关系也被认为是疏远中国。许多迹象表明中朝关系恶化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实。2017年朝鲜官媒罕见地点名批评中国。今年7月，朝鲜突然将广播电视卫星从中国卫星改为俄罗斯卫星。同样在7月，北京举行人民解放军建军97周年招待会，驻华朝鲜武官并没有到场，甚至海外中国大使馆举行的建军节活动，朝鲜方面也没有派人参加。7月下旬，朝鲜向国际频率管理机构发电邮反对中国在中朝边境附近地区设立电信设施，也被认为是罕见表达对华不满表态。今年8月，平壤下令全国禁止观看中国影视剧，与中国历史有关影视作品也被禁播。此外，还有消息人士透露，中国透过公安、海关、海警扣押多宗朝鲜走私物品，包含多种奢侈品、毒品，价值高达数亿元人民币。甚至连中古铁路机关车也被中国公安扣押，其后不久还被拿去法院拍卖。有学者认为中国跟朝鲜关系恶化原因是朝鲜半岛核问题。表面上看朝鲜核武器是用来威胁韩国和驻韩美军的，甚至也拿来威胁日本，在北京的感知中，平壤的真正目标是用核武器来提防中国。俄乌战争以后，朝鲜对侵略威胁感受更加紧迫，这可能是中朝关系破裂的直接原因。中朝关系在历史上经历过多次破裂，尤其是1960年代最严重。最迟在2014年中国跟朝鲜就开始了新的裂痕。中国传统的做法是将朝鲜视为战略缓冲区，对朝鲜来说，这是扼杀朝鲜国家主权和限制朝鲜发展。朝鲜寻求核武器強化自身主权地位以后，反而有可能跟美国和日本建交，因为核武器的首要目的是摆脱跟中国的从属关系。如果与美日恢复关系，朝鲜不排除也会仿效中国和越南推行半开放政策。朝鲜在中国压迫之下，其生存困境与处在印度压迫之下的不丹相似，而且印度还吞并了锡金。朝鲜选择了与锡金和不丹完全不同的以小博大的生存策略，企图在大国对抗的政治夹缝中拓展生存空间。在朝鲜政治精英的认知中，朝鲜贫穷、落后、封闭的现状与中国企图将朝鲜设为战略缓冲区的企图有着直接关系。朝鲜核开发战略就是在改正这种不正常的关系，恢复正常主权国家地位才是朝鲜当前国家战略的重中之重。4. 朝鲜未来有与美国、日本建立外交关系的可能性，前提取决于朝鲜能不能成功摆脱中国控制。朝鲜不但不排斥跟美国接洽，还会很乐意跟美国建交。但是朝鲜就算想这样做，也会用一系列漫长的艰苦斗争来达到目标，其实只要金氏政权稍微低一下头，美国就会过来接触。美国当然是希望通过与朝鲜建立关系解决朝鲜半岛危机，但更有价值的战略目标是解除中国的所谓战略缓冲区。其实中国军方有人表态说，朝鲜作为战略缓冲区已经没有什么价值。战略缓冲区这种非常陈旧的观念是一个多世纪以前的老古董。但是就算没有用，北京当局也要让封闭和孤立的朝鲜摆在那里。北京当局也同样乐于看到朝鲜挑衅美国和韩国，尽管这种挑衅对北京来说损人不利己。胡锦涛以前在内部会议上讲话说羡慕朝鲜高度封闭的思想统治形态。习近平政府的许多做法也像极了模仿朝鲜进行思想统一改造。5. 朝鲜既需要朋友，也需要敌人，甚至比起需要朋友来说更需要敌人。这是朝鲜实现区域均势的最重要战略考量。就朝鲜的情况来看，朋友对自己的威胁要比现实中的敌人威胁更大。敌人不见得侵犯朝鲜，但朋友却经常无视朝鲜主权和国家利益。尽管朋友才是朝鲜获得支援的直接来源，但是朝鲜不会像一般小国一样乞怜，而是利用大国博弈间隙，趁机揩油。朝鲜跟中国的传统做法很相似：他们求人的时候反而趾高气昂，摆出“给你脸你敢不要脸”的架子。这是外强中干的专制国家的生存之道。如果朝鲜成功实现民主化，而且不跟韩国统一的话，朝鲜这种国际关系手腕会玩得非常漂亮，甚至超过韩国。但就眼下的情况来看，就算外交战略上得一个满分，国家沦为失败国家还是得不偿失。
“理想国”采访北京清华大学政治学系刘瑜，刘瑜在访谈中介绍她的书《可能性的一书：比较政治学30讲》。刘瑜在本书从比较政治学角度探讨政体有限论和政治现实主义。对于公众来说政体有限论很容易引起误解。俾斯麦说，政治是可能性的艺术。刘瑜想解释的是：政治是艺术，但不是魔术。刘瑜说：政治“可能”让一个国家成为地狱，但是它却“不可能”让它变成天堂。“这是因为，在我看来，政治可能扼杀所有的社会关系和个人努力，但是它却不可能替代所有的社会关系和个人努力。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政治非常糟糕的时候，比如一个极权政府掌控一切，它可以摧毁人们的生产积极性、自发的社会组织、家庭乃至人性，使所有人的生活变成一场噩梦。“可是，另一方面，当政治非常好的时候，它也只是制定一个相对公平的游戏规则——我前面讲到过，一场球赛踢得精不精彩，公平的游戏规则只是一个必要条件，绝不是一个充分条件，因为球赛踢得精不精彩，除了游戏规则，还要取决于球员们技艺是否高超、配合是否默契。在这个意义上，好的政治注定只是美好生活的前一半，而后一半则取决于社会、市场、文化以及每个人的努力。这种不对称，就是我所理解的‘政治现实主义’。”刘瑜认为，俾斯麦就是她所理解的政治现实主义的大师。刘瑜构想的“政体有限论”和“政治现实主义”，强调非政治因素和政治参与对政治社会的影响，是对制度浪漫主义的反拨。这种观念固然是有争议的，但是对于有着民主理念的民众来说，却未偿不是好事情：脚踏实地底参与政治社会才是学习民主和建设民主的最佳方式。对一些有制度浪漫主义倾向的个体来说，这是一种警醒：一个好的制度落到没有能力建设这个制度的人群当中，仍然不必然带来好的结果和好的成绩。我想借刘瑜的“政治现实主义”表达的是：建设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的重要性要超过怀抱着简单的制度浪漫主义幻想民主政治解决一切问题。前几天我才发文解释市民社会在俄国民主转型过程中失灵同样造成俄国民主化失败，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假如普通人也有着清醒的“政治现实主义”，他不仅要知道如何反对极权政府，还要知道如何树立民主价值理念以及如何建设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来培养民主根基。这些努力是缺一不可的。
